附录：     把真理推向世界的艰难历程          周慕瀛（2007.12.4.）

  哥白尼（1473-1543）认识了日心说，由于世界现状的压力，当他向世界告知（《天体运行论》出版）时几乎已到了其生命的终点（1543年）。而直到1600年布鲁诺还因拥护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事实虽胜于雄辩，但胜利来得是何等艰难与血腥！300多年后（1866年）孟德尔向世界告知基因是遗传物质（《植物杂交试验》在布尔诺自然史学会年报刊出），但世界科学主流一无所知。孟德尔作出过努力希望主流科学家能认识到这一真理，可惜包括像奈格利、达尔文这样的主流科学家都不理会孟德尔，孟德尔只能抱憾至死，无法看到自己发现的真理走向世界。直到1900年，主流科学家们才走上认识基因之路，并引领基因论约100年的辉煌年代。

又是100多年了，如今我把“转录是开启细胞一切生命活动（制造性状、实现复制、完成遗传）的钥匙，转录必须由两个因子（基因×转录酶）合作才能进行。把基因奉为唯一遗传物质的基因论单靠基因（而没有转录酶）不可能产生性状、实现复制及完成遗传”这一真理推向世界时其历程依然无比艰难。我与孟德尔有着相同的弱点：都不是主流圈内的科学家；只能靠通信等方法去触动、拉扯主流科学家希望他们能静下心来耐心地阅读、思考一下我们的发现，可他们往往就因为你是业余研究者而不予正视甚至嗤之以鼻。同时，我也有着哥白尼有过的相同优势：我们所告知的真理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哥白尼所依持的事实是地球在绕太阳转，我所依持的事实是转录总是靠基因×转录酶两个因子合作而进行）。而不像孟德尔所依持的是合适生物的杂交试验。事实是每个科学家无须再做实验就得承认的，这当然比做过实验才肯承认要容易些。

我开始怀疑基因只是一条腿（缺乏另一条腿）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了，起因是基因论无法解释（已有的所谓“全能”、“非全能”细胞的解释是自欺欺人，那不是同样该有一个决定“全能”或“非全能”的因子？）同一机体内基因相同的各种分化细胞为何性状显然不同。而深入研究的契机在1972年（当年我把新生的女儿取乳名为Livon——立文，立文是我给另一遗传因子的命名，以与基因匹配。我的女儿已35周岁，她的年龄就是我研究生命的里程表）。到1992年我已基本确定立文所对应的物质是转录酶系（或它的前体——能制造出它们的RNA）。并开始向外界告知这一真理。也曾得到过少数几位（如1992年代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遗传学会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主任、高校教科书《遗传学》是主编刘祖洞教授，病毒学权威、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叶天星等）专家的认同和赞许。

2004.12.4.年我写成正式论文《The Mendel’s fault》(<孟德尔的失误>)投寄英国《自然》（Nature）杂志，2005.9.20.又投寄美国《科学》（Science），均不被采用。之后我无奈地向一些学者发去稿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计有：L.Thelander, N.Pace, C.R.Woese, J.Mattick, M.LParke, A.E.Dahlberg, A.Zaug, T.R.Cech and Ramak, Cramer, Pthelen, Vicens, Mozdy, Fijolek, Hakanson。国内有：周光召、陈 竺、方舟子、吴家睿、裴 刚、郭礼和、洪国藩、许根俊…… 但都没有回信。我还（2006.11.27.）投稿给《生命科学》杂志，同样不被采用。

 我感到人们极度冷漠。科学家没有一颗对科学负责的热心甚至良心。因为如果我是错的，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我敢以全部身价性命保证：我是对的。这些科学家以不表态来维持自己的“不失误”形象。就像当年奈格利、达尔文不理会孟德尔那样，在历史上仍是个污点。对基因论的质疑就像我所已经表达的那样是很简明的，这些科学家如果有能耐解答质疑是无须花多少时间的。实际上他们解答不了；因为转录事实推翻不了。那你就大胆支持我，可又不敢。毕竟基因论是那么大的权威，万一搞错岂不贻笑大方（倒是《生命科学》杂志编辑部的一位年青人私下向我表示敬意。但由于不是决策者而有心无力，并祝我健康）。

   我不甘心的远不是遭遇到孟德尔的同样悲剧；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真正的生命科学由于当代科学家们的患得患失而再延迟半个或一个世纪诞生。所以我决定倾我所能发出悬赏来促进真正生命科学的早日诞生。我不认为当代科学家能够解答我的质疑（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世界生命科学家的集体沉默与无奈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我的置疑是正确的，基因论是缺了一条腿的残疾理论。真正的生命理论在打开基因论枷锁后就会走上世界舞台。目前它正堵在我的胸口里要喷薄而出。